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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升值主因是美元贬值 该为央行“减负”了
随着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影响逐渐显露，长期潜伏在水面下的因美元泛滥积累的高风险事项随即浮出水面，而美林、花旗等国际投行的人事变动，更触动了本已十分脆弱的市场心理，引发了新一轮抛售美元的热潮，致使美元指数跌落至75-76附近的历史低位，而人民币兑美元则连续突破关键点位，呈现自汇改以来最快的一轮升值。11月9日前三周内 （10月22日-11月9日），以中间价计算人民币兑美元升值幅度达1.20%，同期欧元、日元、印度卢比、林吉特兑美元也分别升值 3.51%、3.19%、1.48%、1.72%，升值幅度均高于人民币，表明此轮人民币升值的主因是美元贬值，而不是一些人认为的央行有意为之或是因十七大会议积累压力的释放。
但近期人民币兑美元的快速升值，再次引发加速升值的猜想，更为重要的是呼吁的重点由此前强调通过升值来消减贸易顺差转变为缓解通胀压力，而央行在《二○○七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则表示 “本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如果出于缓释国际政治压力，作为一种官方姿态，央行此言本无可厚非；但若将其解读为冀希望以人民币升值来化解通胀，笔者认为那只是 “水中花、镜中月”。
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胀的逻辑无外乎有两点：一是通过升值提高本币的购买力，进而增加大宗商品的进口量，增加国内供给；二是通过升值提高本国出口品价格，从而降低出口，消减贸易顺差，进而缓解因外汇占款造成的货币被动供给的压力。一方面增加物资供给，另一方面缩减货币供给，以达到抑制通胀的目标。但是上述逻辑的成立是建立在诸多前提之下的，例如国际市场要素是自由的、国际市场定价权是相对公平的 （购买力的提高一方面在于币种间的比价，更重要的是市场定价权）、进出口产品结构是合理的等等，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并不具备上述条件。即便是一直以来频频给人民币施压的发达国家亦不会采用此直线式思维来思考问题，不然欧盟为什么不采用此手段来缓解其内部通胀问题，而亚洲其它国家的政府则更是积极入市干预以维持币值稳定呢？
因此，对于时处战略转型关键期的中国来说，依靠加速升值不仅不能化解通胀，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问题。
首先，目前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内需不足并未根本扭转 （虽然今年名义消费快速增长—9月份为17%，但剔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消费却呈下滑趋势—9月份仅为12%），那么出口下降 （出口增速已由2月份的57.1%回落至10月份的22.3%）带来的产能过剩、就业调整等问题，再加之投资的控制所形成的经济放缓等因素，能否完全被消费所承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10月份CPI再次反弹至6.5%，说明由于部分粮油和肉类产品的供给紧张形成的价格异动的局面未根本解决；更重要的是，10月份的PPI已跃升为3.2%，其中生产资料价格由9月份2.5%上升至10月份的3.1%，表明前期食品的上涨正逐渐传导到生产环节，种种迹象显示通胀趋势仍然严峻。但由于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对大宗和资源类商品的定价权偏弱，如果增加进口，势必会造成价格的波其次，10月份CPI再次反弹至6.5%，说明由于部分粮油和肉类产品的供给紧张形成的价格异动的局面未根本解决；更重要的是，10月份的PPI已跃升为3.2%，其中生产资料价格由9月份2.5%上升至10月份的 3.1%，表明前期食品的上涨正逐渐传导到生产环节，种种迹象显示通胀趋势仍然严峻。但由于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对大宗和资源类商品的定价权偏弱，如果增加进口，势必会造成价格的波动，进而抵消由升值带来的购买力的增量，形成对外国产品供给者补贴的局面。那么笔者不禁要问，为什么不将此种补贴给予本国的生产者呢？况且我们的出口优势是建立在便宜的劳动力和资源品之上的，通过升值来增加境外采购虽然能在短期内缓解供需矛盾，但长期而言则无助于我国生产要素配置机制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与当局汇改的目标相悖离。
再次，我国结构性失衡的破解之道在于理顺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机制。虽然为了抑制居民通胀预期，我国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进程暂缓，但若用更长远视角来观察，则需要继续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强化财税分配职能来逐步完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机制，这也正是十七大报告中所明确的 “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要义所在。
第四，实际上自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宏观层面对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得到不断增强，综合性的宏观调控也日趋娴熟，同时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微观层面也更容易和更愿意接受市场化调控，当然必要的行政调控和法律监督是不可或缺的。对于包括粮、油、肉等基本生活品供给紧张造成的通胀，实施必要的财政补贴和税收扶持来进行供给管理也为各国所普遍采纳。由此，依靠升值来解决通胀，实际上是无视总量调控和结构调控的区别，必然造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错位。
最后笔者想说，实际上央行作为世界上最为忙碌的货币管理当局，由于其背负的调控目标过多，已经制约了其政策工具的使用空间，那么其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性可想而知。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尤其是美元危机正加速逐渐显露的情况下，如果期盼央行的金融调控更加有效，保证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就该为央行减负，抛弃金融调控万能的认识，真正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法》重塑央行的独立性，方能将货币主导权牢牢地掌控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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