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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汇率压力可以剑走偏锋
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你认为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地化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苏志欣：需要治标也需要治本；既要有短期的对策，也有长期的工作要做。
减压的办法有多种，实际上也是中国政府目前正在做的。一是口头干预，明确表示人民币近期不升值。口头干预在西方国家也是常见的，需要注意的是政策表态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二是加强监管，加大对非法流入资金的打击力度，这样可以提高这类资金进入中国的风险和成本。三是改进外汇管理，包括对企业、个人的外汇使用和资金出境进一步放宽。这些办法短期内效果不一定明显，能够直接影响的资金量也有限，但只要政策持续，终将对市场预期造成实质性影响。
在升值问题上，一般认为现在的主要压力来自美国，但实际上，所谓价格竞争一般只存在于同质商品之间，而中美之间主要是一种低端产品与高端产品、劳力密集型产业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系。美国制造业平均劳动力成本高达中国的50倍。双方并不存在价格竞争的条件。汇率导致的实际价格变动也不会对双边贸易尤其是美国的贸易收支产生实质性影响。从这一点看，美国所谓人民币低估导致不平等竞争的指责，主要是一种政治姿态。很多话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也就是说，化解美国的压力，办法恐怕并不在于汇率，可能更多地要通过外交渠道。
另外，尽管目前中国的很多商品有低成本优势，但实际上都有成本上升的趋势。包括企业职工社会保障方面的配套、能源消耗和环境保护标准的提高等，都会最终体现在产品成本和价格的提高上。这种成本上升的过程应该适当加快，因为它是良性的，客观上也可起到减少国际贸易纠纷，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效果，比简单的汇率升值更加积极、健康。
从长远来看，减压主要靠汇率制度和其它相关方面的改革，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和国际收支的平衡，都是避免过度升值压力或贬值压力的基础条件。
《国际先驱导报》：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苏志欣：难点主要是建立一个成熟、健全的外汇市场。从前面提到的升值压力来源看出，人民币的问题并非简单的升值或贬值问题，而是如何进行汇率制度的改革。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主要理由，也是汇率应该市场化。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市场化的前提是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市场，如果让汇率由一个不成熟、不健全的市场来决定，似乎更不合理。但严格说来，国内现在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外汇市场。汇率改革的前提之一，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外汇市场，包括增加参与者、增加交易产品等。
市场问题还涉及到整体供求问题，包括尽快改进影响供求的人为因素。一是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银行结售汇制度的调整、外汇出入境管理的适当放开等。二是投资政策。中国长期以来那种建立在资金短缺和防范资本外逃基础上的“宽进严出”政策, 可以向一种“放宽输出”和“优化输入”相结合的方向转变。一方面，应继续鼓励对外投资，包括QDII(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施、企业对外投资便利化方面的的配套等可适当加快。另一方面，加快调整外商投资政策，减少吸引外资的盲目性，如放弃一些过时和不必要的优惠政策、增加能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门坎”，同时积极引导，对符合国家发展方向和产业政策的投资给予更多的鼓励，等等。这些既有利于缓解国际收支的失衡问题，也符合中国“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结构调整的需要。
从宏观经济金融环境来看，汇率制度改革的条件或现有难点还包括目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因此存在能否承受汇率变动的问题。这里与汇率变动最相关的是金融体系，尤其是银行体系素质不高而且正处于改革的关键阶段，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且仍然困难重重。扎实推进这些方面的改革，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互为条件，相辅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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