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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改革能否达到预定的效果取决于相应的内需的扩张
整个汇率改革能否达到预定的效果,是否产生应有的政策效果,取决于相应的内需的扩张
北京消息 "应该说,人民币汇率升值之后真正的挑战不在外汇市场。整个汇率改革能否达到预定的效果,是否产生应有的政策效果,取决于相应的内需的扩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对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需要进行多维思考。
汇率改革是经济发展内在要求
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受压外界舆论,还是立足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巴曙松明确表示,中国的汇率改革,一直是立足于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进行的,外界舆论压力实际上是在改革之后的。也就是说,即使反对的声音很大,而不是目前的促进中国汇率改革的声音,实际上预计中国的汇率改革也一样会推进。
回顾历史,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1994年至1997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提高4.3％。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防止亚洲周边国家和地区货币轮番贬值而加重危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主动收窄了人民币汇率浮动区 间,但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一目标并没有改变。
2001年,国务院就曾考虑是否恢复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鉴于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刚刚减弱,经济发展有诸多不稳定因素,条件还不够成熟,就没有提到日程上来。
2003年本届政府成立之初,明确提出研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问题,而随后出现的"非典"、伊拉克战争,使我国经济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从经济发展大局出发,汇率改革再度放缓。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又一次明确提出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国务院也确定了先进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再进行汇率改革的方针。
在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国务院成立了有关研究小组,研究制定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案。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周密部署,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顺利出台。
巴曙松认为,不管是否有外在的压力,我国的汇率改革都是有其内在的逻辑的。一直以来我们在进行国有银行的改革、利率市场化和外汇市场的准备,这几个条件具备之后,就基本具备了升值和浮动的条件。银行体系如果不健康,汇率稍微波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能就会受不了。这就是为什么在2004年国有银行改革开始全面推进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案就开始着手研究的原因之一。
从具体方面来讲,中国实际上选择的是公布上半年GDP数据的第二天,在此之前标普刚刚调升中国的主权评级；人民币无实物交割的远期交易NDF在海外市场创出新低,显示投机压力明显降低,这些都是人民币进行适度升值和进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有利条件。
培育内需是下一步改革重要课题
汇率改革下一步什么最重要?巴曙松的回答是内需的培育。
巴曙松强调,中国不是唯一一个经济快速成长,然后有升值压力的国家,从已有经验来看,在货币升值的阶段,要从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这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
中国今年上半年外贸带动GDP的增长超过40％,作为一个大国来说,这样的增长路径有它的合理性,比如解决就业问题；但同时也带来负面效应,比如贸易摩擦和国民福利的流失等等。因此,下一步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内需的培育。
他表示,如果本土的内需没有相应跟上,可能还会产生比较大的贸易顺差,这不利于中国在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下继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市场化改革,因此内需的扩张,以及相应的消费、服务业的改革变得十分重要。
因此,如果想让整个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情况下继续深化,这时必须有内需的带动,必然要有第三产业和消费的发展,必须进行相应的服务业准入管制的放松和消费的扩张,这是一个必然趋势,也是客观的要求。
财政政策应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在汇率升值的观察期和调整期,财政政策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是巴曙松一再强调的。
他提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汇率、利率和货币供应量主要的效果发生在总量层面,我们希望通过汇率升值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促成经济增长方式和外贸增长方式转型等结构方面问题的解决,这时必须有一系列的财政政策的配合。
人民币升值之后,外国农产品显得相对便宜,这对农民收入可能形成冲击。因此,巴曙松认为,要转向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向农民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如果加上当前的汇率调整因素,当前对于农业补贴的力度应该比原来更大。另外,应该通过税收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挖潜、降低成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就业转移和防范市场风险。同时,外贸的转型要求进行出口退税政策等税收政策的调整。
美元仍是一篮子货币中主导货币
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和全球经济影响如何,是市场关心的问题。
巴曙松认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适度升值对于美国的影响,实际上主要的方面并不一定体现在解决贸易逆差方面,更有可能的是促进亚洲地区汇率弹性的提高,同时有利于矫正美国的长期利率偏低的问题,进而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
巴曙松认为,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另一个参照系就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这个观察期也是决策机构模拟、测算、观察一篮子货币,同时与市场逐步发现的均衡汇率之间做对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一篮子货币也面临一个逐步完善、参考、观察的过程。
至于一篮子货币的构成,巴曙松认为,作为其中的关键,美元的比重不可能是完全简单的按照中美的贸易占整个贸易的比重来确定的。考虑到中美的贸易比重比较大,美元计价有传统习惯,加上外债和外汇投资美元占比较大,美元交易的流动性较好。因此货币篮子中有相当的货币是盯住美元的,实际上美元在这个货币篮子中还是主导性的货币。
至于权重的调整,将取决于我国的贸易和外商投资结构的变化,以及取决于我们参考的篮子中其他货币的变化趋势。巴曙松认为,具体的构成比例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哪怕再复杂的货币篮子,在它公布一段时间之后,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的回归,都可以测算出来。
2％升值幅度是有计算依据的
为什么是2%,如果预期人民币以后还将升值,其合理的幅度该怎样测算?
巴曙松认为,2％的升值幅度的确定,实际上主要考虑的是中国的贸易顺差总体规模以及特定的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以及企业的适应能力。2004年我国商品贸易和服务项目顺差是320亿美元,占 GDP的比重不到2%,加上考虑到中国的出口弹性和进口弹性,从总量上来看,2％的升值幅度基本上可以促成实现商品贸易和服务项目的大体平衡。
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升值幅度从客观上还达到了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有利于抑制投机资本流向的大起或大落。2％的幅度使得投机资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退出的话,这个幅度很难有明显的盈利,考虑到财务成本可能还会有损失；如果持续下来,3‰的浮动幅度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今后总是单边向上变化的,而是可上可下的双向变动。汇率形成机制浮动之后,对于投机资本来说,汇率波动的风险是比原来大了。这也是对2％幅度的一个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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